著名攝影師肖全曾說過：“三毛和楊麗萍都是離自然和上帝最近的人。”

然而，最近舞蹈藝術家楊麗萍的抖音賬號下卻出現了這樣一段評論：

多么可笑，直到 2020 年還有人在用生育來衡量女性的價值。這句話戳到了很多人的敏感點，瞬間引發(fā)了無數討論。因為這么多年來，女性身上的枷鎖好像一直都存在。

選擇成為一名母親的確是一項了不起的事情，但這絕非是衡量一個女性價值的標準。對于楊麗萍來說，或許這句話根本不能引起她絲毫的在意。她一直與自己熱愛的舞蹈在一起，用舞蹈尋找快樂、表達自己。精神世界的豐富與強大讓她活得特別坦然。

而在其他領域，也有這樣一群女性藝術家，通過手中的鏡頭，在攝影的世界中，尋找著自己的定位，表達著自己的訴求，改變著身邊的環(huán)境。

“我們都是自己想要映射在這個世界模樣的產物。”——辛迪·舍曼

《無題 404 號》（Untitled＃404）出自《好萊塢/漢普頓類型》系列，在用洋娃娃或其他道具代替自己身體近十年后，舍曼再次把鏡頭對準自己以及那些流行的對女性、名人和好萊塢的刻板印象。用她自己的話說，她所扮演的角色是 “為了得到一份表演工作而擺姿勢拍大頭照的準演員或曾經的演員（在現實生活中是秘書、家庭主婦或園丁）”。這些對追求青春和社會地位的個人形象的刻畫是辛酸的、令人不舒服的，但同時也具幽默意味。

或許是細膩而多愁善感的心理特征讓女性攝影師的表達方式更為多元和獨特，或許是要沖破社會對待藝術領域的性別陳規(guī)，又或許是天性善于營造浪漫理想與現實矛盾的融合氛圍，與男性攝影師相比，女性的攝影，尤其是當代女性的攝影，更具個性色彩。

當女性攝影拋開最直接的客觀表象，從內心出發(fā)去觀察外在的環(huán)境與變化，以自己的生命體驗展開同自我、同他人乃至同世界的對話時，色彩更加斑斕。

一些女性攝影師用視覺方式深入地了解女性，挖掘對生命的感受，描述獨特的身體經驗，觀照自身的情感。

攝影師楊文潔的《她自己的一間房》系列拍攝了單身女性們在自己寓所的肖像，展現這些女性在屬于她們自己的空間中最自然的生活狀態(tài)。

Connie?；橐鼋Y束后，她和一個比她小十幾歲的愛人有過一段長達十多年的感情關系，可最終還是以分手告終，現在的她靠出賣自己的畫謀生，同時幫人帶孩子來賺取生活費。她說：“我的房間里裝飾著我美妙的藝術幻想，而我女性的身體則被包裹在男人西裝里，因為其他女性的陪伴而閃閃發(fā)光?！?/p>

Gayle。18 年的專業(yè)舞蹈生涯令 Gayle 擁有完美的身材，她的生命里少不了音樂，舞蹈，還有愛人的陪伴，“我討厭房間里有電視，我的前一段婚姻就毀于此，他整天在房間里看電視，兩個人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少，然后婚姻就這樣破碎了?，F在好了，我再也不要我的房間里有那個討厭的玩意兒?！?這個像精靈一樣的女子這樣形容這間屬于她的房間：“喜悅的基礎，神秘感柔軟的層次。輕松感厚重的斗篷，我這片靜謐之地很安全，叫人無比平靜。這就是我的力量之源?！?/p>

Lesley。Lesley 平時都把自己包裹地嚴嚴實實的，來自西安的她 10 年前來到美國，就讀于雪城大學的藝術史和國際關系專業(yè)，畢業(yè)后來到紐約的一個畫廊工作，適應新的環(huán)境，結識新的朋友，對于未來是在紐約繼續(xù)發(fā)展還是回中國去都沒有定論，她這樣描述自己：一條金魚，短暫的記憶，緩慢地在她的魚缸里尋尋覓覓。從不回頭，只是感覺著水，以及悠游其中的時刻。她不斷尋覓著，忘記了要尋覓什么。

另一些女性攝影師嘗試在影像實踐中，創(chuàng)造自己腦海中的女性形象。

在求學紐約乃至定居于此的日子里，日裔女攝影師濱田恭子（Kyoko Hamada）對地鐵和公園里超然物外的老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獨居緩步，從外形到氣質，仿佛都來自另一個時代。

然而，當她作為志愿者身背相機登門探望時，老人們面對鏡頭卻表現得羞澀，仿佛彼此間有層隔膜，只能讓她靠想象來還原他們的一日生活。直到商店櫥窗里的一頂銀灰色假發(fā)開啟了濱田的靈感大門，她親自上陣扮演了一位陌生的老婦人作為自己的拍攝對象，完成了一組名為《我曾經是你》的作品，獲得 2012 年 Lens 文化國際博覽會大獎。

這組作品從醞釀籌劃到完成發(fā)表歷時約一年半，其間，濱田經歷了父親去世和日本 “3.11” 大地震，并與 6 年見罹患老年癡呆癥的祖母重逢，對于時間與生老病死有了更加深切的體驗，而這些都平和溫婉地反映在她的作品中。

還有一些女性攝影師則采取女性視角，通過影像來審視自身與社會的關系，并且在性別、身體、自我認同等方面進行質疑、探索。

女攝影師 Laia Abril 拍攝的紀實攝影作品《女孩的愛》（Femme Love），選擇了來自居住在紐約布魯克林區(qū)的一對情侶 Mox 與 Jenny，記錄她們日常起居與二人世界的點滴。

可能叫 “Butch Love”（Butch，指裝扮/行為/氣質較陽剛的女性同性戀者）也合適，因為兩個女孩都是短發(fā)和中性裝束，有著缺少陰柔魅力的臉龐和身體線條。女同性戀群體用細分的 “butch” 性別來稱呼對外表和衣著改造使自己具有一定男性氣質的類型。不過照片本身并無意于性別二元制的殘念，女孩鏡頭前舒展自如地展示生活的一切，有種摘下了在公開場合佩戴的徽章的放松，呈現出一種原生態(tài)的精神自由。

不過照片本身并無意于性別二元制的殘念，女孩鏡頭前舒展自如地展示生活的一切，有種摘下了在公開場合佩戴的徽章的放松，呈現出一種原生態(tài)的精神自由。耳釘、紋身等身份信息的細節(jié)仍在，卻沒有咄咄逼人的展示焦慮。在 Laia Abril 的鏡頭中，一切文化符號和它們之間的角力都淡化了，被一種更豐富的人性底色所取代，是對愛永恒不變的凝視與解答。

不同于藝術評論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筆下 “女性被雙重物化” 這類簡單粗暴的影像，這種對話有時反而顯得相當的若無其事：“女性” 這一角色并沒有被刻意地彰顯，也沒有單一強烈地對于 “男女平等” 的訴求。
不過，很明顯，這種觀察往往伴隨著一種獨特的細膩，需要在反反復復地仔細辨認中，才能體味到這些女性攝影師的意圖—思考女性如何在生命中為自己定位。

這種對話，與性別有關，但又不僅僅與性別有關。除了希望用自己的話語表達、發(fā)聲，探討一些女性在社會中遇到的生存瓶頸，為她們爭取更多平等的地位……最本質的，這些影像呈現了新鮮真實的生命個案。

這些作品并非是激進的女性主義者的藝術創(chuàng)作，影像也并沒有過分夸大女性的特性與特權，進而走上與男性本位文化一樣的缺乏寬容的道路。

國際社會對于女性攝影師的關注也從未停止。在 2016 年，阿爾勒攝影節(jié)便專門設立了女性攝影師最佳展覽獎（Prix Arles Madame Figaro）。集美·阿爾勒攝影節(jié)緊隨其后，于 2017 年在國內設立了首個女性攝影師獎——集美·阿爾勒 – Madame Figaro 女性攝影師獎。

去年剛剛結束的集美·阿爾勒優(yōu)秀女性攝影師獎由羅洋獲得。羅洋從 2008 年開始拍攝 “女孩兒” 系列，而今年她在集美·阿爾勒展出的《Youth》系列作品中又多了一種性別——男孩兒。

羅洋說，從拍攝 “女孩兒起” 到現在這十年間，她看到了這個社會的轉變，這種變化體現在男孩子身上尤為有趣。“可能是因為這個社會變得相對來說更加開放了，所以社會對于男孩子性別的定義也沒有像以前那樣刻板了，他們真的可以去涂指甲、涂口紅。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東西，所以我開始拍攝男孩兒，拍攝青年們。”

而位于班加羅爾的藝術與攝影博物館（MAP）去年的展覽《回眸印度攝影：從殖民到當代》甚至從女性攝影和女性攝影師出發(fā)，探索了從 19 世紀 50 年代到 20 世紀初、20 世紀中葉、20 世紀末 21 世紀初三個階段印度攝影中女性形象和角色的變化，以及印度女性攝影師的表達和訴求。

當被問及，“印度當代女性攝影師在作品中所呈現出的對于男權社會的反抗是否是印度當代攝影的主流” 時，MAP 聯合創(chuàng)始人納撒尼爾·蓋斯凱爾持肯定的態(tài)度。他說，“我認為這也是為什么她們的作品很有意思的原因，因為她們有許多想要表達的東西，她們可以通過自己的作品來進行社會評論，努力做出改變?！?/p>

2013 年，攝影世界曾策劃刊發(fā)過一組女性攝影師的專題報道，當時的題目叫 “尋找定位的女性”，一是為了呼應專題內容，二是我們感受到女性攝影師的作品曝光量在那之前明顯不足，原因之一是攝影界對女性攝影師的定位仍顯曖昧。

雖然近七年過后，我們仍不能下論斷說這一狀況已得到改變，但隨著媒介形態(tài)、傳播樣態(tài)和觀念的變化，以及代際差異，從傳播層面和研究層面，女性攝影師得到了社會多方面更多的重視。

而我們，將繼續(xù)關注女性攝影師群體。未來，讓我們一起見證女性攝影師是如何改變世界的。

（本文圖片選自《攝影世界》雜志，責任編輯：張丹雨）